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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墓后的革命情谊

作者:王良镭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04-03 星期五

    

宋教仁

    在上海市北部紧邻共和新路的闸北公园里,有一座庄严典雅的墓园,这便是革命先烈,有中国“宪政之父”美誉的著名政治家宋教仁的墓园。宋氏墓园占地约9亩,由宋教仁坐像雕塑、长方形墓碑和半圆形主墓三部分组成,宋氏塑像左手持书、右手托腮,安坐于大理石基座之上,下部刻有“渔父”二字和纪念铭文;主墓顶部为雄鹰展翅、利爪抓蛇雕塑,寓意壮志凌云、惩恶扬善。斯人已逝,如今我们伫立墓前,除了记起宋教仁因主张“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而触怒于“大总统”袁世凯,被其派人刺杀于沪宁铁路上海站,由此引发“二次革命”的历史外,还能发掘出怎样的信息呢?

 
宋教仁墓

    建设墓园 宋教仁与谭人凤

    宋教仁最终被安葬于上海而非其故乡湖南,其中缘由,和一人有莫大关系,他便是宋教仁的湖南老乡,同时也是革命同志和忘年交的谭人凤。

    谭人凤生于1860年,年长宋教仁22岁,他早在湖南老家教书时就有了反清革命理想,听闻宋教仁、黄兴等计划在省城举义,也和同乡数人组织起一个会党准备声援,后起义未成,但他和革命党人却取得了联系。1906年8月,谭人凤离开故乡经上海搭船来到日本东京,很快就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宋教仁早谭两年来到日本,此时担任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庶务干事。人近中年而投身革命的谭人凤,对事业充满了热情,对同乡后辈宋教仁也十分看重,称其为“隽才”。两人结为忘年交,时常在一起为反清事业出谋划策。他们在日本时曾合作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一是在北方举事为上策;二是在长江流域举事为中策;三是在边疆举事为下策。其后他们又决定以中策为上策,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于两湖一带活动,最终酝酿出了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

    1912年5月,宋教仁先是在北京担任农林总长,后投身于国会选举;谭人凤则被袁世凯派往武汉督办粤汉铁路,两人见面机会不多,但谭人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安危。1913年,宋教仁为组织竞选事而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说,抨击时政,大招袁世凯之忌。2月间路过武汉拜访老友时,谭人凤提醒宋教仁要小心袁世凯的阴谋,不料未满一个月,便发生了悲剧。此时谭人凤恰在北京,得到宋教仁遇害的消息后,他悲痛万分,马上赶去询问袁世凯和赵秉钧,二人不承认,但谭人凤已看出其中端倪,第二天他便离京赴上海,既是为了亲自料理宋教仁的丧事,同时也是表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

    作为葬礼主祭人,谭人凤为宋教仁撰写了挽联,并电请民国政府拨款10万元作为丧葬费用。当时人多主张将宋归葬于长沙岳麓山,谭人凤则说:“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遂在当时闸北象仪巷南侧辟地百余亩,建成墓园,称宋公园,即闸北公园之前身。除操办葬礼外,其后谭人凤还长期照顾着宋家遗孤,对于同乡老友可谓情深义重。

    “渔父”题字 宋教仁与章太炎

    宋教仁塑像下所刻“渔父”二字,系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笔。宋教仁字钝初,渔父为其别号和笔名,宋氏故乡桃源县正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那个渔夫所误入的人间仙境,他以此为号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故乡。而由章太炎题字,也是两人间深厚友谊的证明。

    与谭人凤类似的是,章太炎与宋教仁亦相识于1906年的日本东京,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且担负重任,所以交往颇多。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押3年,获释后即来到日本,接替宋教仁掌管《民报》。《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系宋教仁来日本后所创办的进步刊物,影响颇大。同盟会成立后,将其吸收进来,作为机关刊物。根据宋氏日记记载,章太炎接手《民报》后,宋教仁就从原编辑社里搬了出去,专心于学业和同盟会事务。

    与谭人凤不同的是,维系宋教仁、章太炎之间友谊的纽带,不仅有革命事业,也有学术精神与思想情怀。两人初次见面时情形颇有趣,寒暄几句后章太炎就以哲学研究之法相询问,遂相互切磋起来,宋教仁日记中说:“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辜)负其意不小矣。”但章太炎自此却对宋教仁另眼相看,再三致意,并往复论学。不久,章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借以弘扬国粹,还曾多次想邀请宋教仁来主讲宋明理学与文法知识,宋教仁都以素无研究、事务繁杂而推脱,但两人已是莫逆之交。以政治家、法律家闻名于世的宋教仁,很少被人提及学术修养,在当时能够慧眼识才,对其才学推崇颂扬不遗余力的,章太炎要算第一人了。

    细读宋氏文集可以发现,宋教仁国学功底颇为深厚,且擅长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日本时曾著《间岛问题》一书,详细考证这一处于延吉附近与朝鲜接壤土地的历史归属权问题,让觊觎中国领土的日本人吃惊不小。其后,他又在上海的《民立报》上以“渔父”笔名连续发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蒙古之祸源篇》等结合传统历史地理研究与现代政论分析的好文章。身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平素对人很少赞许,宋教仁若无此兼通中西古今的真才实学,想必是很难受其青睐的。

    墓之哀辞 宋教仁与于右任

    章太炎“渔父”题字背后,还刻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哀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文辞中充溢着对宋教仁英年早逝的深深痛惜和对幕后黑手的无比愤怒。这篇哀辞的作者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

    于右任与宋教仁相识于1911年初,两人年纪相差不多,同是同盟会会员,也都有日本留学经历,可谓意气相投,互相交往的因缘则起于1910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进步报纸《民立报》。

    结识宋教仁之前,于右任便一直致力于通过办报向民众宣扬革命思想,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清廷屡次加以镇压,《民呼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被捕入狱,当局扬言要挖掉他的眼睛,他出狱后索性将“呼”字两点去掉,改“民呼”为“民吁”,继续办报。不久后又被查封,他也二度入狱,但仍不改初衷。出狱后,他很快又和同志们一起创办了《民立报》。

    1911年初,为经营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宋教仁回到上海,于右任邀其担任《民立报》主笔,宋教仁被于右任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所感动,遂决定不再回日本,留下来和他一起办报。宋教仁几乎每月都有10余篇文章见报,内容涉及政治评论、外交问题、社会时政甚至是文艺批评。关于宋教仁主持下的《民立报》,有“文胆”美誉的陈布雷也十分佩服,说:“宋氏既入主笔政,本其学养论列国际大势,发人所未道,为上海报界开新风气,尤得时人之钦仰。”在宋教仁和于右任的号召下,邵力子、吕志伊、谈善吾等人也先后加入报社,一时间人才济济,《民立报》也继《民报》后,成为革命党人重要的宣传阵地。

    办报过程十分顺利,但报馆里的日子却过得非常艰苦,政治风险自不必说,经济上也异常拮据。宋教仁住在于右任临时为他租的小屋内撰稿、看稿,每日工作到深夜。于右任事后回忆说,当时由于各种困难,宋教仁和报馆几乎是相依为命的。

    民国建元,宋教仁匆忙投身于组织临时政府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事,再无暇兼顾《民立报》。但《民立报》仍持续不断地宣传宋教仁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对于宋氏墓园,于右任同样十分关心。1928年,于右任已是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专程到上海与市政府商议,最终于次年由市政府决议拨款对墓园加以整修,改名“教仁公园”对外开放。1946年,年届七旬的于右任又在此主持了宋教仁的公祭仪式,始终未曾忘怀这个当年与他一同办报的老友。

    

宋教仁墓园建成之初的外景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4月3日 总第2742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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