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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击才是最好的防御

作者:王雅馨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9-19 星期五

    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苦心经营10年的海防付之一炬,自强求富的洋务之梦也宣告破产。伤心之余,人们不禁追问,为什么这支海军舰队会遭到如此惨败?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也许我们可以从清政府的海防观看出些什么。

    中原的历代封建帝王都是面南而坐,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个个向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常常是社稷之患,因此,塞防一直是防御的重点。直到鸦片战争,英国战舰迎着海风呼啸而来,清政府才把目光投向了海洋,着手发展海防。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暴露了中国海防极大的空虚,要求整顿海防的呼声此起彼伏,江苏巡抚昊元炳奏:“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防海之要,莫重于水师。”清政府下令从1875年起,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南洋、北洋、粤洋3支海军。1885年,马尾海战福建水师的覆没却给了清政府一个痛切的教训,使它不得不加快海防建设的脚步。1888年,清政府斥巨资建成北洋海军,旅顺、威海等基地也相继建成,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海军舰队。但是成军以后,似乎清政府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1891年到1894年,北洋海军几乎没有添置新舰,甚至没有添置新式鱼雷、火炮等重要装备。而此时,世界海军技术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日本更是以北洋海军作为超越发展的参照物。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海军。从筹建海军的过程来看,清政府的海防建设观是极其被动的。

    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观念对海防观影响颇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怀柔羁縻、中庸之道一直是君王施政的主流思想。李鸿章曾经这样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应之耳。”意思就是,我们建立海军是为了保和局,以后有了先进武器也不会惹事,如遇侵犯,只是不得已应战。以和为贵的思想再明显不过了。但是,越是强调以和为贵越是事与愿违,事实证明,“和”不是与友邦握握手、点点头就能实现的,弱肉强食不仅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要想不被狗咬,除非自己是一头狮子,即使是狮子,在睡觉的时候也得保持一定的警觉。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清政府一味求和,换来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这种和是屈辱的和,是潜伏着更深危机的和。战与和跟中国传统的阴与阳一样,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没有和的战,是盲目的战,战里包含的智慧与技巧不亚于和;没有战的和,是缺乏保障的和,随时会遭受更大的战。因此,以和为贵的真正内涵不是事事卑躬屈膝,不是时时退却忍让,而是不卑不亢,该出手时就出手。清政府没有搞清楚战与和的辩证关系,更没有理解以和为贵的精神实质,其保守的海防观导致贻误了战机。

    清政府海军建设是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在“师夷”的过程中却过分依赖“夷师”。北洋海军的7艘主力战舰全部是在德国和英国订购的,海防所用克虏伯的大炮、鱼雷发射器、鱼雷等武器全部靠进口。李鸿章认为,购买外国武器装备是实现北洋海防近代化的最具实效的途径。由于中国制造舰船火炮价钱高、质量低,清政府忽视和放弃了对本国军事工业的改进和提高,甚至对国产舰船采取排斥与拒绝的态度。从1869年至1894年,江南造船所建造的9艘舰船无一装备北洋海军,福州船政局制造的34艘舰艇中编入北洋海军的也是寥寥无几。一些外国军火商看到清政府有筹建海防的计划,便乘机将过时的舰船和枪炮倾销到中国,牟取暴利,并利用向中国出口舰船的机会对中国海防施加影响,从而获得经济、政治上的“双丰收”。尽管清政府这时派出了留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军事技术,但洋务人才的培养刚刚起步,海军人才仍有很大的缺口。1885年到1887年,清政府从德国订购的铁甲舰和巡洋舰先后完工,竟无人能驾驶回国,只好聘请外国人,仅“定远”“镇远”“济远”3舰就聘用了445名外国人。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主要战舰上仍有50名外国人,威海卫战役的最后时刻,洋教习们甚至极力劝清军将士降敌。“师夷”是李鸿章经营北洋海防的重要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但过于依赖“夷师”就会丧失独立自主性,没有一个国家会致力于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企图依靠外国来自强求富,无异于与虎谋皮。

    清政府海防建设的最大弊病是缺乏制海权思想,以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为指导。北洋海防筹办地点都是选择在地势险要的沿海港口,对无险可守的地方,则指望敌人登岸后再在陆上与之交战,根本没有考虑制海权的问题,不是御敌于领海之外,而是把制海权拱手让给敌人。马尾海战前,福建水师竟然让法国舰队同泊一港达40天之久,对法军的挑衅置若罔闻。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战略方针是“争取获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中国则实行“避战保舰”的方针。清政府先是放弃东北沿海制海权,使日舰得以纵横海上,在丰岛成功袭击了清军增兵牙山的运兵舰船。在失丰岛后,北洋舰队虽受到损失,但主力尚存,还可以继续作战,李鸿章却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不许巡海迎敌,这样日本获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黄海海战后,日军进犯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丁汝昌请求出击歼敌,再次得到清政府不准出战的命令,中国海军完全让出渤海的制海权。自此,日本海军得以从容运兵,使北洋海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同时也注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整体失败的结局。近代海防战略的核心是制海权问题,清政府始终没有认识到保卫国家海洋权益、取得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北洋海防建设一直围绕着加强渤海口岸防御、拱卫京都的目标展开,从未言及外海作战,取得制海权。虽然,姚锡光在1894年7月曾经提出利用海军截断朝日海道的主张,但根本没有引起清政府重视,正如李鸿章在督办北洋海防时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为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这种消极保守的海防战略思想使得北洋海军能战不战、能守不守,不去以海军基地为依托发挥机动进攻优势,最终丢掉了制海权,从而输掉了战争。

    尽管洋务派筹办北洋海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海防近代化,但是洋务运动实现自强求富的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他们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依靠封建官僚制度来创办近代海军海防,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因此,从开始筹建的被动性,筹建过程中对外国的依赖性,到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对近代制海权的置若罔闻,都体现了其在海防观上的消极性、保守性和落后性,这也直接影响了北洋海军的命运和结局。

    (作者为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9月19日 总第2663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窦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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