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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才能言和

作者:于瑞琪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9-18 星期四

    1894年10月,黄海海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鸭绿江边狼烟又起。日本军队将战火烧到了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随后,日军又侵入辽南地区,准备随时长驱直入中国腹地,北京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清统治者更是风声鹤唳,陷入一片慌乱之中。随之,通过“乞和”而退出这场战争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继李鸿章派德璀琳赴日求和失败后,清政府又以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使,前往日本“会商事件”。

    求和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主战派更是群情激昂。1894年12月28日,有“殿上苍鹰”之誉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俊向朝廷上奏“请诛李鸿章”。在奏折中,安维俊历数李鸿章挟洋自重、欺蒙朝廷、违抗谕旨、惧战自保种种倒行逆施,其焦点指向了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指出这种议和活动,不但误国,更是卖国。安维俊的这份奏折将中日开战半年以来,压抑在主战派心中对李鸿章消极避战、积极求和的不满情绪全部发泄出来。

    实际上,自朝鲜战事爆发以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一直是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他们打算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能够让步,从而避免中日冲突。然而,列强各怀鬼胎,谁也不愿意为中国的利益去火中取栗,他们除了向日本表达了一些劝阻之意外,便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这种态度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在主战派的催促之下,李鸿章在军事上虽然也做了一些准备,但由于他们过分依赖列强调停,没有与日本一决雌雄的决心,军事部署也只是被动应付,使得中国还没有与日本开战,便已先输一着。

    以军事起家,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中立有赫赫战功的李鸿章,为什么在日本的进攻态势面前显得如此不自信?更何况此时的李鸿章,掌握着号称世界第八的北洋海军,形成了“遥执朝政,坐镇北洋”的势力。其实,李鸿章的不自信也不无道理,他深知自己所领导的淮军,已有几十年不经战阵,能否抵御日本的进攻还是个未知数。北洋海军虽然规模庞大,但毕竟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况且自1888年成军后,已经有14年没有增加新船新炮,原有装备已经老化,亟待更新。加之,自从战争开始,清政府中和战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明显不愿让战争影响她的六十大寿庆典。如此种种,都让李鸿章忧心忡忡。而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使中国错过了备战机会。

    如果说战前尽量避免战争的态度让清军陷于被动挨打,那么,战争中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战略则使清军一败再败。

    平壤战役之后,日军占领朝鲜。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寻找北洋舰队的主力进行决战,将北洋舰队消灭在黄海,从而取得制海权。为此,日本联合舰队先后进行了两次改编,之后日本就经常派出零星的战舰向中国沿海,尤其是威海卫军港进行挑衅,主动寻求与中国军队,特别是北洋舰队作战的机会。虽然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中稍有损失,但从中国海军的整体来看,还是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如果将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的四支舰队整体编队集中指挥,在日本舰队改编完成之前,捕捉战机必然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即使在日本舰队改编完成之后,清政府若能整合全部海军力量,这对争夺制海权也是有利的。在朝鲜形势吃紧的时候,驻朝总理商务事宜的袁世凯,驻英、法公使龚照瑗、淮军将领刘盛休等人都向李鸿章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李鸿章“和”字当头,不予理会。甚至在调停希望破灭、日军全面点燃战火、对清政府宣战的时候,他仍然采取消极抵抗的方针,要求陆军能守则守,不能则退,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退守各口,“保船制敌”。

    丰岛海战后第二天,李鸿章就电令丁汝昌,要他在率军舰巡游的时候,“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丁汝昌率舰队到仁川一带巡航,李鸿章再电:“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在“保船”思想指导下,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逡巡海面,劳而无功,光绪帝在盛怒之下将丁汝昌革职。8月29日,李鸿章上奏,为丁汝昌辩护,认为“今日海军之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主张北洋海军“惟不必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李鸿章幻想以虚张声势的办法吓唬敌军,但是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遭到重创。此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保船制敌”思想的指导下,龟缩在威海卫军港之内,直至全军覆没。

    假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不是一厢情愿地依靠国际干涉、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而是同仇敌忾,即便在战争初期失去了朝鲜,失去了黄海制海权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与日本打一场持久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

    从日本方面来看,发动侵华战争,是其蓄谋已久的目标。为了实现侵略野心,日本先取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再夺黄海制海权,保证在侵华战争中能有畅通无阻的海路,最后再侵入中国本土,可谓是目的明确,步步为营。但是,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就日本当时的国力来讲,想要独霸中国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中国已经成为列强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如果战争持续进行下去,其他列强在华利益势必受到威胁,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可能坐视不管。因此,日本需要的是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不可能完全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取,而是要通过将来的谈判,迫使清政府以合乎国际规则的方式“转让”和“授予”。而且,将来在谈判桌上能赢得多少利益,也是依赖战场上能赢得多少胜利决定的。为此,日本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处于强劲的攻势,这自然也给清统治者构筑一种猝不及防的压力。

    如果清统治者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便是在战争初期中国失利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依托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以守为攻,持久抗日。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的发展却有多种可能性。分析这些可能性何以没有转化成为现实性,是汲取历史教训的重要方法。通观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清政府关注的焦点不是在“战”而是在“和”,在整个战争中一直采取守势,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与列强寻求多方妥协之中。尤其是李鸿章的“保船制敌”,将本来可以驰骋在辽阔洋面上“制敌”的有生力量,株守在狭窄的威海军港之内,坐失歼敌良机。清政府也落得敌未能制,船不能保。

    外交上的折冲樽俎靠的是实力,战场上得不到的,往往谈判桌上也难得到。能战方能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消极的避战求和思想,不但使他在失去战力做后盾的和谈中受尽屈辱,也使得中国蒙受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这是甲午战争留给后人的深切教训。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9月18日 总第2662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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