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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最真:26年档案情缘

作者: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 高建华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2014-06-20 星期五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比较贫寒。但我个性倔强、刚强,且又有自己的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有思想。记得14岁那年夏天,我在离家较远的田地里打羊草,边割草边思索着我家的未来(主要是我的未来)。我想:我家三个男孩都窝在家里可不好——房子不够住、家产不够分,总要走出去一个吧,如果我要有出息,那就可以减轻家庭的压力了。古语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后来证明,我的全部奋斗史就起源于这个想法。

    1980年7月,我考上了杭州市塘栖中学(念高中),这时我的目标已很明确,就是通过努力考上大学。三年后,我如愿以偿,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快毕业的时候,我想我没有什么背景,有一份平稳的工作就知足了。于是, 1988年8月1日,我走进了档案馆,从此,我走进了一份平凡的人生,开始了平淡的生活。

    时间就像一柄长梳,捋起缕缕青丝,留下岁月的痕迹;又像一列火车,带走无限风光,留下长长的轨迹。在与档案结缘26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想总结一下走过的平凡的路,盘点一下26年来的心路历程。

    第一个五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装订订、抄抄写写。通过对余杭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档案的重新整理,我初步学会了管理一个全宗(一个单位所有档案组成一个全宗)。它看起来没有知识含量,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正是以此为起点,我掌握了全宗这个档案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学会了分类、组卷(即将几个或十几个有紧密联系的文件组成一个保管单位—卷)这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学会了拟写案卷题名——这也需要相当的文字组织能力的。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日后为我能独立指导档案室(一个档案室全部档案组成一个全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经常整理县(市)委办公室的档案。到现在,多数档案人员不喜欢做整理与编目等档案管理的具体工作,而我一开始就比较善于把零乱的文件组织起来,抽丝剥茧、条理分明,搞清有机联系、划分保管期限,我就在这种从分散到集中、从零乱到规整、从无序到有序的组卷工作中得到了专业训练和充实快乐。人们说,档案工作不是经天纬地的工作,但经天纬地的历史都珍藏在档案中。

    1990年,档案馆第一次接收区公所、乡镇机关的档案。我主要负责原来的余杭区、瓶窑区下属的乡镇(那时的余杭县实行中心镇管理乡镇的体制,在中心镇设有区公所),指导他们如何清理并整理好解放以来的历史档案,达到或接近档案馆接收标准后才可以移交进馆。那时候的乡镇机关没有专门的档案室和标准的档案柜,保管条件极差,档案成捆堆放,甚至与杂物为伍;更有甚者,那时的文书是“百搭”,要做婚姻登记、户口迁移、保管图章(盖印),还要负责会务、食堂工作等,而档案工作成了可有可无的“苦差事”。那年,我第一次深入大山,白天从清理档案,晚上听着淙淙的溪水声入睡。通过这种包片的业务指导工作,与基层干部有了亲密接触,了解了乡镇档案工作现状,我的《乡镇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及《历史表象的背后——做好新时期乡镇机关档案工作的再思考》等文章就这样写出来了,还很受《浙江档案》《杭州档案》杂志的欢迎。

    第二个五年,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利用,多数时间是在为前来查档的用户提供档案,工作方式是按照用户提供的线索,到库房里找到一个或几个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的可以为用户解决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我接受了档案工作是服务工作的思想。由于我善于结合工作实际,总结梳理规律,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熟悉了余杭历史变迁、档案馆馆藏,也树立了热情周到、百问不厌、千查不倦的良好服务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能更好地服务机关、服务大众。

    干了几年,我发现,在档案馆工作,除了清苦之外,有一些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就是馆藏资料丰富(区档案馆收藏有历史和伟人著作),工作节奏不快(没有人来查档的时间可以自主支配),历史专业毕业的我已拥有相当的阅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充分地利用阅读和写作熨平了上世纪90年代如大海波涛般喧嚣、躁动的凡心,所以,我也没有对档案工作枯燥乏味、单调机械的感受和抗拒。

    我的历史老师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初期,我迷恋于阅读马恩著作(包括传记和文选),一种“体味智者之言”的愉悦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那些欧式话语中闪耀着的智慧和学理之光,总是能跨越时空,穿透历史,驱除人类精神王国里的黑暗,在我的内心矗立起坚定不移的信仰;我还对《新华文摘》情有独钟,几乎每期必看,特别是有关哲学、历史、社会的论文、散文、杂文,更是欣喜。与此同时,为了尽快进入档案工作角色,我专注于阅读档案报刊、研究专业书籍,这使我对档案学理论有了真切的把握,在工作中,我能化繁为简、通俗易懂、灵活多样地处理问题、指导工作。那一时期,我每年规定自己读书300万字以上,还规定每年研究性地阅读几个专题。档案是文化的母资源,它可以为历史文化、地方文化、名人文化、城市记忆等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和广泛的支持。“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先后编写了《余杭区历届党代会简介》《余杭区历届人代会简介》《余杭户籍制度的变迁》《余杭档案工作大事记》《余杭档案廿年》等参考资料和编研成果。智者有言:一个人,确切地说,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只能经历自己(有生之年)拥有的那一份喜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道听途说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而我因为管理档案,因为阅读,饱览了比自己有限生命更为久远的历史、获得了比一般档案员更多的历史智慧,于是,我感觉人生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别人长好多倍。正所谓:“读破万卷诗书、看尽万种人生”。有了此悟,倍感快乐。

    头10年,从《档案学研究》到《杭州档案》等6种杂志上都有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原汁原味地反映了我的思考,我把读书和写作、做工作与做学问结合起来了。正是这些静默的阅读、清静的工作,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形成了我自己独有的观点,于是,我写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我的辛苦付出换来了专业技术职务连连攀升, 1990年2月取得档案系列助理馆员职称、1994年11月取得档案馆员职称、1999年10月又取得了副研究馆员职称。

    这10年,改革开放,泥沙俱下;下海之风,波卷浪涌;滚滚红尘、物欲横流。这10年中,有的人迷失方向,有的人频频跳槽。在现实生活中,做事浮躁、讲求功利,甚至鄙夷崇高、选择低俗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而我则在以读书和写作的方式营造的天地里自由地漫步,看尽千山而心如止水、阅尽千帆而波澜不惊,守住了清贫,耐住了寂寞,抗住了诱惑,在平凡岗位上绽放青春光彩。

    第三个五年,我的工作是内外兼顾、动静结合,既要做好档案接待利用工作,又要外出去做业务指导工作。常常是这里在忙于给用户查档案、库房内外来回穿梭,那里是电话一个又一个,有档案员咨询业务问题的、也有约我上门去指导工作的。这正是:“忙里忙外是这双手,风里雨里就这样走。”但话又说回来,为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而奔忙,即使苦一点、累一点,也会甘之如饴,“忙并快乐着”。

    记得1999年5月开始,档案馆第二次大规模地接收区级机关1980~1990年形成的文书档案。那年,我独自一人仰仗着余杭市委办公室和余杭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区级机关档案接收工作的意见》,拿着卷皮、小电钻、装订线,奔走于机关之间,“面对面”指导、“一对一”服务,直到那些档案符合进馆标准。到2001年初,60余家单位6500余卷档案接收进馆。这个工作几乎是我一个独立完成的。这些年,工作有点忙。同时,感觉舞台大了,有了把前10年研究的理论成果用于实际工作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2003年7月,区档案学会成立。由于这些年在档案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广泛接触档案人员的群众基础,我被选为学会秘书长。在我的努力下,档案学会的发展持续和谐、健康、平稳。11年里,我主持召开了11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带头撰稿50余篇;编发《余杭档案》简报100多期;组织了50多次学组活动;培训档案人员1000余人(次)。直至今天,我还是档案学会的秘书长,依旧快乐地耕耘在档案宣传和教育培训的园地里。有人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是自由,喜欢自己做的事是幸福。我有此同感。

    我敬仰历史老人。不论是身穿甲骨、竹简,还是衣着纸张、光盘;不论是遭受焚书坑儒的伤痛,还是迎来现代文明的光辉照耀,档案——这位历史老人,都是一样地沉稳冷静,不卑不亢,能屈能伸,品性依旧。15年,默默无闻、努力奋斗,重新塑造了我的人格,这些特征与档案品性日益契合。历史是档案的血脉,档案编织着历史。档案与历史相伴,正如我与档案结缘。不过,有了这15年档案工作经历,我与一般的档案员有了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坚守档案园地勤奋耕耘之同时,我在不停地思考,源源不断地发表新作,其中被省市档案学会评为优秀档案学术成果一、二、三奖的就有20多篇;《兰台之歌》《兰台花绽放》《余杭区档案室工作手册》《论档案馆》等文集或专著相继(内部)出版了。我成了一个会思考、有思想的档案人,或者说,我正朝着当年周恩来总理倡导的档案工作者要学做司马迁的方向而努力。

    2001年9月,我区领导换届,区档案局馆领导也实现了新老交替。接下来的工作是在业务监督指导工作职位上渡过的。确切地说,2002年起,我专职做业务指导工作了。这期间,有三个小插曲,即2004年1月到2005年4月,我做了15个月的农村工作指导员。第二个是2006年1~8月,再次被派往区信访局挂职锻炼。第三个是2004年6月,区档案局(馆)成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副处级事业单位。于是,职称与待遇脱钩,而且,公务员不能参加研究馆员评聘了。这也意味着,我还得从科长干起。

    于是,我暗下决心,干好下一个五年,为余杭档案事业再立新功。2007年,适逢《档案法》颁布20周年。我独自策划并编写了《余杭档案廿年》,一本宣传余杭贯彻落实《档案法》所做主要工作的小册子内部印发了。9月5日,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在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召开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20周年大会,120余人参加,这是我亲自策划、操办并见证的区档案事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档案工作会议。

    目标管理是提升档案室工作整体水平的有效手段。从1997年接手业务指导工作到2012年5月离开这个岗位,通过我的指导,总计有541家(次)单位的档案工作达到了省、市、区三级相应标准,为这些单位档案工作持续、健康、科学发展奉献了全部智慧。

    可是,目标管理是自愿的,对一些党政机关没有太大的触动,于是,我提出了实施档案工作年度检查(即档案年检)这一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档案行政监督管理新举措。从2004年开始,区的档案工作年度检查走上了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10余年来,申报年检材料的有近1000家(次),实地抽查了200余家(次)。如今,档案工作年度检查已成为依法治档、行政监督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宣传档案工作、扩大档案工作社会影响、促进档案工作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2005年9月~2010年5月,我担任了副局馆长(职级确定为正科级)。2008年11月,区档案局馆升格为相当于正处级的事业机构。如果按常规(水涨船高)的话,我会有一次可以享受副处级职级待遇的机会。但后来的事实是我依然回到业务监督指导科科长的职位上,职级原地不动。

    余杭区原纪委书记(我感激这位领导,只有他在余杭不长的任职履历中三次来到档案馆)最后一次来档案馆,他说,不当领导也好,可以按时上下班,有大把的时间留给妻子和孩子。我知道,他的话不仅仅是在宽慰我的心。因为上帝对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或会开启另一扇窗。

    人们都在追求比别人好,而非追求“好”本身,所以,结果谁都好不起来。实际上,好没有固定的标准,自认为好也就可以了。“阳光普照大地,并不需要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余秋雨语)。其实,人,只要理性而又知足,便会心静如水;虽然我不可能彻底地超脱这个繁杂、浮华的凡俗世界,但我确信:平凡的生命在奉献中可以得到升华,平凡的生命一样能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2012年5月,我离开坚持做了大约15年的业务监督指导工作,调任信息技术科(登记备份中心)科长(主任),开始专职做档案信息化工作。一年里,我抓紧推行档案登记备份工作,积极支持各级档案室开展数字档案室建设。工商余杭分局、供电局、环保局、区房地产管理处、闲林街道办事处等5家单位成功获得浙江省示范数字档案室。优先开展涉民单位重要电子业务数据、数字档案的移交备份工作,重点对民政、环保、工商、医疗卫生、公积金、房地产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档案实施登记备份,数据总量达2.5TB。

    2013年5月,区档案局领导班子又作了调整。9月9日,我担任了征集编研科科长。从此,我的职业生涯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出任局(馆)征集编研科科长一职后,我提出了馆刊改版方案,对现有的电子版简报和纸质版馆刊整合,编辑出版季刊《余杭档案》,突出宣传、指导、服务、存史等功能,增强内容的实用性、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今后,区档案馆将以馆刊(与接待窗口、固定展览、网站一起)为余杭档案亲民服务四大重要平台之一,力求做好做强;同时,打造集“征、编、展、宣”于一体的档案文化传播体系,丰富档案文化开发方式,形成档案文化建设新品牌。我期待着:通过以上种种努力,尽快让档案馆亲民服务举措进一步得到落实,开创“兰台花绽放”的生动局面,切实担当起“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神圣使命。

    也许,野菊花的风韵是淡然的,百花竞相争艳过后,它却默默地绽放,且如此执着。档案人的人生也是平淡的,平平淡淡地做事,平平安安地做人,平平静静地生活。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做好一件事。通过在行政与事业两条道路上的来回奔波,最后,我懂得了有一种坚守叫“放下”:理想要坚守、利欲要放下;岗位要坚守、权欲要放下;服务要坚守、酬报要放下;奉献要坚守、索取要放下。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我比青年时期更向往平平淡淡的工作状态,如溪水静静地流淌;从容淡定地生活,如花开花落的悠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人生。不过,选择平凡或许更适合人世间大部分人,的确,有的时候,平淡一些更好,平平淡淡才最真。(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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