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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解的档案情缘

作者:吴 泽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2014-06-05 星期四

  说实话,我连一个半路出家的档案工作者也算不上。但不知为什么,我的一生却又注定了与档案事业有解不开的情缘。其中经历了“制造”档案、“保管”档案和“利用”档案三个紧密联系的阶段。

  1979年秋,自卫还击战场的硝烟还未散尽,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高中毕业后我走到了军营,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本想练就一身杀敌本领,不料连队领导却安排我担任军械员兼文书,从此与文件档案结缘。当时对档案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只知道每个战士的“档案”都十分重要,绝不能丢失一页半张,并要及时将连队党支部对每个战士的每次考核、奖惩记录等相关材料分别装入档案袋。而连队接收的文件贯彻学习后,绝大多数到年底是要清退交回上级的,不存在立卷归档。这就是我最初接触的档案工作。

  后来,我退伍招考进入公安机关,从内勤、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到办公室副主任,便进一步对档案工作有了基本的了解和实践的机会。由于“文革”对公安机关的冲击和“打砸抢”,公安档案受冲击最严重,加之1983年之前的档案员不够敬业,所以局里的档案室简直是混乱不堪,要查找利用档案非常困难。后来,局里选用了一名责任心极强,做事认真的傣族干警搞档案兼收发。由于历史档案堆积过多,工作量太大,作为一个科的同事我们看在眼里,也急在心上。因此只要手头工作忙完,大家都会去帮忙,编页码、抄案卷目录、装订、写案卷标题……常常忙得不亦乐乎。经过全科(4人)两年加班加点的努力,当历年积压成山的文件资料被分门别类,整理成不同保管期限,排列整齐摆放有序的一本本合格的档案时,全科的人甭提多高兴了。特别是整整苦瘦了一圈的档案员俸文英更是激动不已。而在档案室的建设中,(在今天看来)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故事:当时公安局新办公大楼刚建成,局里安排了专用的档案室,但当时的办公经费实在困难,无力购买订制档案柜,面对整理出来却无法装柜(上架)的数千册档案,大家正一筹莫展,时任局长的黄永仁却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之前公安局在“打私”中缴获了一枚清朝杜文秀起义军政权颁发的“干城候将军”大铜印,时任县档案局馆负责人的李新文对这一重要的历史实物档案十分感兴趣,要求移交接收进馆保存。而档案馆正在打制“红椿”板材的档案柜,有一批五十年代打制的又大又笨重的档案柜要替换下来,黄局长就要求档案馆支持给公安局档案室5个,否则就不移交大铜印,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给了4个。

  然而没过多久,1988年11.6大地震灾害来了,公安局大楼及档案室瞬间变成了岌岌可危的楼房,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在50多岁的老政委黄永仁的带领下,冒着频发的余震危险,数百次冲上三楼档案室,抢救出上万册案卷及重要资料,并在人还没住处的情况下,对档案进行了安全妥善的处置。那时我们想到的是绝不能让国家档案受损,而我们就算淋几场雨,淋病了也没关系。特别令人感动的还是档案员俸文英,此时她尚在月子里,可她却坚持到现场参加抢救,指挥摆放顺序,整整一天连奶孩子都在现场。结合俸文英平时的工作成绩和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临沧地区公安处给她荣记了三等功。后来科长罗学勤和我还写了一篇通讯《斗室之光》,记述和肯定了俸文英的事迹,被《云南档案》采用发表。由于经常接触老档案、旧纸张,后来俸文英同志只要一进入档案室,翻着老档案,就会发生粉尘过敏,脸、脖、手等部位红肿发痒,实在坚持不了后,俸文英才离开了她热爱的兰台岗位。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仍然坚持只要有空就会帮助档案员抄抄写写,当然这些归档的文件材料有不少就是出自我的手。每当看到自己的手稿材料被装订成规范的案卷,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和归宿感。

  1995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公安事业,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也很巧地被安排负责联系档案工作。其间参与完成了政府办档案室的档案目标化管理的达标工作。又多次参加全县档案执法检查、汇报、反馈等活动。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几年里,我对毕生从事档案收发工作的王强同志印象深刻,那就是一头默默奉献,埋头拉车的革命老黄牛。

  2002年春季,出乎我的意料,组织安排我到县档案局馆任领导,从此正式成为兰台的一员。在任职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自己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成绩,但对丰富的馆藏资料却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档案事业的认识。而让我十分感兴趣的是馆藏那些耿马傣族土司历史资料,特别是土司在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以及民族文化历史档案。

  特别庆幸的是任职期间,与耿马县志办原主任、耿马地方史志学者杨铸老师成为忘年之交。杨铸老师不仅是史志专家,他也为耿马县档案馆征集收藏解放前流失到境外及台湾的珍贵的地方史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馆藏傣文档案资料作了精准的翻译和整理。为这些傣文资料的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他退休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不求索取,默默地坚持做这些工作,使他在耿马各族群众中享有盛名。另一位令我难忘的老人是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作家李昌玉先生,他因创作反映修建测量滇缅铁路的电影剧本《孔雀西南飞》,于2003年夏天到耿马档案馆查抄资料,使我有幸结识。李先生是一位十分重视研读历史资料,并善于从中发掘创作素材的人,也是一位喜欢收集“特色”档案的人。年近八旬的他思路敏捷,灵感勃发,观点新颖,写作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2004年又为耿马档案馆从美国陶霖先生处征集复印回反映耿马抗战历史的重要史料《耿马之行》,填补了耿马抗战史料的重要空缺。

  通过向两位老前辈学习,使我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有了新的的认识。几年来,通过对馆藏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自己也写了十余篇反映当地民族历史文化的小文章,经过报刊杂志的发表,在当地也引起了积极而良好的反响。几年的档案工作实践,不仅使我对馆藏珍档能如数家珍,而且对重要档案的开发利用有许多设想。最近几年,县委政府抽调我参加了县志续修、党史编纂以及一些部门、行业的方志编纂,更是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从中也深刻地感觉到无档难修志、无档难立史,以及档案界前辈们的艰辛与奉献。

  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档案人,我不仅要向毕生从事档案工作的同仁们致敬!也要向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过档案工作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对档案工作的默默奉献!(编辑:窦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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