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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的杨伯恺

作者:胡剑

来源:《四川档案》

2014-06-04 星期三

 杨伯恺1925年12月27日致党中央团中央的报告(局部)

    杨伯恺,原名杨询,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小蓬乡杨家坝(今小蓬乡花园村)。杨伯恺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开朗,6岁时就学于本乡圣水寺私塾,10岁入营山县立骆市高级小学,后考入顺庆联中。1917年到上海求学,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3月,他同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一起从上海赴法国。最初,他在里昂干粗活,不久又和李富春、聂荣臻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1921年,他积极投身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1922年6月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1月,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5年3月,杨伯恺回到上海。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他立即投入革命运动,连续在中共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痛斥帝国主义的文章。为了加速革命进程,培养革命干部,建立我党活动据点,1925年秋,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为打开川北农村的革命局面,1926年2月,杨伯恺回到家乡营山开展革命活动。他自己编写教材,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级农会——营山县农民协会在杨伯恺的家乡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杨伯恺还筹建了第一个中共营山支部,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并请中央对新发展入党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22个,乡农会64个,会员发展到近万人。红四方面军进入营山后,身为乡农会负责人之一的杨伯恺的父亲杨光普,带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于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回重庆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国民党右派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制造了死伤900多人的“三•三一”惨案。杨伯恺头部受伤,幸免于难。“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委党部遭到破坏,四川顿时乌云满天,一片白色恐怖。杨伯恺毅然决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7年4月,他来到汉口,向党组织汇报了“三•三一”惨案和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的情况。此后,党组织分配他在汉口一所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杨伯恺接到党组织通知,让他立刻离开学校赴广州参加革命运动。杨伯恺偕夫人危淑元到达上海后,始知广州苏维埃政府在与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中,因力量悬殊而撤退。于是,杨伯恺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领导下参加党组织的工作。作为上海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和招商公学的支部书记,杨伯恺对当时党内的“左倾”作法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在1929年春被头脑发昏的领导人割断了党组织关系。但是,杨伯恺没有放弃革命,一如既往地与党内同志保持着紧密联系。

    1929年下半年,杨伯恺在上海海宁路三德里45号开办辛垦书店,在经营书店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多部十八世纪西欧哲学名著,如: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赫尔维修的《精神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科学丛书”、《二十世纪》等刊物,极力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引导民众抨击庸俗哲学,追求知识和真理。

    抗战爆发后,杨伯恺从上海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同志,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到达武汉后,他安排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则和学生陈同生一道去完成党组织派遣的任务,到山西作抗日川军的统战工作。1937年冬,他们来到了第22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邓锡侯驻防的山西省洪洞县。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邓深为敬佩,表示愿意摒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1937年底,杨伯恺回到成都后,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这时,他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他经常对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陕北公学”,并输送了许多学生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杨伯恺又将自己不满16岁的大女儿杨洁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解放后,杨洁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担任编辑和导演,被评为1978-1987全国影视十佳导演。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荣获1988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杨伯恺与夫人危淑元、女杨洁(右)、杨宁(左)合影

    1941年10月,杨伯恺与同事创办《大学月刊》,广泛宣传民主宪政,积极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1943年春,他又担任了《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平生最恨法西斯独裁,他义正词严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自由和文化事业。“他是一个忠贞无畏的战士,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不论他做什么工作,不论他的公开身份是什么,他都运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不屈的斗争。”(杨洁《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时,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适应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杨伯恺积极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当时,国内主张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拼搏,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紧急关头的紧急对策》、《抗战第八年度的特质和任务》等社论文章,这些文笔犀利、正气凛然的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痛骂揭露他们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种种罪恶行径。”(杨洁《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5年5月,《华西日报》被查封后,杨伯恺又于1946年5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擦亮大众眼睛,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三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尽管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杨伯恺从不屈服,他将报社印刷厂改名为“华昌印刷厂”后,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夏,国民党为了稳定其统治区日益动荡的危局,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在国统区大中小城市中,明目张胆地抓捕手无寸铁的革命人士。当时,得知这一情报后,有同志来送信,要杨伯恺离开成都躲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在领导盟务,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该躲避。”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战斗。6月2日凌晨,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杨伯恺的住所,并将他嘴里塞满棉花,眼睛贴上膏药,两手反捆关进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将军衙门监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杨伯恺与敌人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顽强斗争。”(危淑元《回忆杨伯恺烈士》)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时,杨伯恺严辞拒绝:“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在铁窗里,铁骨铮铮的杨伯恺用坚强的意志,挫败了敌人的利诱,忍受了各种酷刑。

杨伯恺在狱中怒视敌人

    1949年8月2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举行扩大会议,作死守四川的部署。胡宗南部主力迅速在成都附近集结,妄图进行川西平原决战。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国民党反对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大开杀戒。1949年12月8日,55岁的杨伯恺和王干青、于渊、余天觉、毛英才等30余位同狱革命战友,被残酷屠杀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边。

    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1月3日,成都军管会将杨伯恺烈士遗体迁葬在文化公园。为庆祝成都解放,在东胜街沙利文旧址召开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贺龙将军为杨伯恺的遗孀危淑元敬酒时说:“杨伯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我们都很惋惜。请你不要难过,这仇一定要报的。”(危淑元《回忆杨伯恺烈士》)1950年1月17日,旅居成都的60多名营山县籍知名乡友为杨伯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营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特在县城近郊骆市镇修建了杨伯恺衣冠墓和烈士陵园。

    (图片来源:营山县骆市镇杨伯恺烈士事迹陈列室)

    原载《四川档案》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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