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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作者:胡忠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5-22 星期四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

    作为皇帝权威的象征,天文历法一直被用作维护帝国声望和统治众多地方诸侯的政治工具。从16世纪末开始,在天文学方面,由于以前的一些规则已经丢失或过时,出现了不少经验性的错误,因此,一批具有先进西方科学背景,又具有专业天文学背景的西洋传教士被批准参与中国的天文历法测制。在重新整合中国传统天文方法并注意吸收西方天文学成果的基础上,《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诞生了。

古观象台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制于中国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在绘画、装裱方面,该图采用了传统的中国技法,为木印彩绘纸本,宫裱蓝绫,屏挂式,由8条幅纵向拼组而成,版框每幅高171.4厘米,宽56.5厘米,拼后全图版框高171.5厘米,宽452厘米,加上原裱外沿,全图高200厘米,宽452厘米。该图由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测绘,著名西方传教士汤若望设计,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Giacomo Rho,1592-1638)校订,钦天监的许多中国学者参与了制图工作,比如邬明著做了大量绘图工作。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此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该图是星座图中的鸿篇巨制,共绘制了大小星图及天文仪合计20幅,主要部分为南赤道所见星图和北赤道所见星图两个大图。每个半球图直径约160厘米,外圈标有赤道和黄道十二宫。图上的星画成大小不一,既有星座,也有星云,甚至银河系。在星的命名上,凡我国古代已经组合、命名了的星官,就沿用原组合,用黄色在图上标注出该星官的名称;凡我国古代没有组合、命名的恒星,则采用欧洲天文学上的组合法,并译出西方的星座名;而中西方都没有命名的,则只画星不标注星名。

    在两幅主图之间及外沿,分别绘有《赤道图》《黄道图》等各种小星图14幅,黄道经纬仪等各种天文仪器4幅;同时在整幅图的首尾,还印有徐光启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及汤若望署名的《赤道两总星图说》两篇长文。

    令人惊奇的是,该图图说没有注明该图绘制的具体时间,就像全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大标题一样。但根据考证,该图的绘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1633年11月(徐光启逝世),而完成面世是在明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作为献给皇帝的作品,该图无疑被做了艺术再加工——首先是刻好木版墨印,然后填色,将全部星座镀成金色。据汤若望的书信记载,崇祯皇帝很喜欢这套星图,一直留在身边。到了清朝,该图收藏于内务府,曾见著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52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萝图荟萃》,原名《西洋天球地球图》。长期以来,该图一直深藏皇宫中,不为外人习见,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载,1634年,该图印绘不久汤若望私下复制了两个副本送往欧洲,一份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一份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由于中国宫藏图很长时间密藏在宫中,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西方人一度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世界唯一,因此该图又被称为“汤若望星座图”。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宫藏图与梵蒂冈藏图尺寸、图画及图说基本一致,但图说中列衔部分有所不同:中国宫藏图只列了汤若望的名字与职衔,而梵蒂冈藏图上,除了汤若望,还列了罗雅谷及钦天监的陈先阶等10人的名字。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梵蒂冈藏图只是在原木版印刷墨图的基础上,稍微加了点颜色;而中国宫藏图由于是供皇帝御用的,两张大图全部底色都涂上了矿物蓝色,星座镀成金色,整个图金碧辉煌,艺术性与装饰性更强,突出了东方皇家艺术品的特色。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天文星象观测绘图历史,在晚明清初时期,中国受到西方先进技术的冲击并进行自身改革,中国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这份历经380年的星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皇家星图绘制的代表作。作为一幅星图杰作,它使中国古星图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给天文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它见证了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史。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5月22日 总第2611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刘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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