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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诞生”

作者:娄一锞 文/供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5-19 星期一

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演讲

    1912年5月5日,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外省进步青年周树人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落脚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阳、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周树人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止,会馆主要接待在京任职的官员和同乡中的困难者。

    对于辛亥革命,周树人原本是满怀希望的。但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依旧一片混乱和黑暗。到了北京后,他亲眼目睹了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逆流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尤其是袁世凯的“祭孔”丑剧,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代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在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他开始麻痹自己,白天按时去教育部上班报到,晚上便在绍兴会馆内抄古碑消磨时光,还经常半夜借酒消愁。

    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钱玄同等人的多次造访,给周树人带来了希望。钱玄同当时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他看到周树人居所的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时,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并建议鲁迅“做点文章”。当时周树人也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于是他开始“做点文章”。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篇便是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此前他发表文章多用周树人这个本名,有时用“令飞”“迅行”等笔名。可以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在“五四”前夜,在绍兴会馆诞生的。此后,长期以来淤积在鲁迅胸中的“地火”找到了喷发口,在短短1年多时间内他创作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短篇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他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帝反封建最英勇的旗手。

    1919年11月,鲁迅搬出了绍兴会馆,迁入西直门内八道湾的新居。1921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还创作了《呐喊》《彷徨》《华盖集》《野草》《朝花夕拾》等专著,向北洋军阀政府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复古思潮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1923年,鲁迅应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许寿裳之邀,成为该校的兼职教员,负责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讲课时,他坚持以革命的批判精神引导学生通过小说认识社会,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1925年,由于新一任校长杨荫榆的高压管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掀起轰动中外的“女师大风潮”。其间,鲁迅始终站在进步学生的一边,与章士钊、杨荫榆及“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士们打笔战,并一度被免职。最终,章士钊被迫辞职,鲁迅复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光荣复校。也正是在这场“女师大风潮”中,鲁迅与风潮的带头者之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广平相识相知,终成革命伴侣。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5月19日 总第2610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刘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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