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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弃戎从教创办天津南开学校(下)

作者:特邀撰稿人 周利成 文/供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04-10 星期四

1947年12月,张伯苓当选国民政府国大代表。图为代表证存根(此档案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

爱国的南开 

     “造就人才,去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核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其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南开教育自一开始即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前者乃爱国之心,后者乃救国之力;前者为“公”,后者为“能”。这也正是张伯苓在1934年建校30周年庆典上宣布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张伯苓将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以多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对学生进行教育。这些教育形式包括:修身班讲演、节日纪念、参观调查等等。修身班讲演于每周三课后举行,召集全体学生,多由校长亲自主讲。每次讲演,讲台上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介绍国际形势、解析世界大事、分析中国积弱之由与求济良方为讲演内容,“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0日,张伯苓发表《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勉励南开学子“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将问题观察透彻,认识清楚,沉着精进,从事准备工作”。他不顾私立学校的财政负担,先后接纳了78名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免费借读。
      正是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身体力行深深地感染了南开学子,才有南开啦啦队将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演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的壮举。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河北体育场隆重开幕,伴随着雄壮的乐曲,千余名体育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运动员向台上近3万名观众频频挥手,台上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当东北选手身着素装入场时,南开啦啦队突然排出“毋忘国耻”“毋忘东北”等字样,并高唱“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等歌曲。深受鼓动和感染的观众立刻群情激奋,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在这爱国热情的浪潮中,大会“嘉宾”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再也坐不住了,他向大会提出“抗议”。担任大会总裁判长的张伯苓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的爱国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举行这样的爱国行动,是他们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恼羞成怒的梅津愤而退席。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也向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南京政府遂令张伯苓严格约束学生的“轨外行动”。于是,张伯苓将啦啦队长严仁颖找来,第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话:“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下回还那么讨厌!”


    “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胡适在《张伯苓传》中写道:“南开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中间,以体育最出名,最有成绩。”
    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在此,我呼吁我们的运动员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早日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张伯苓成为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1910年10月,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基督教青年会热心体育的人士,在南京共同筹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并以赛会发起者、总裁判的身份,率先发起了全国学校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1912年,他参与发起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并积极与国际奥委会联系。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远东体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1924年5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1931年,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
    张伯苓不仅是奥运的传播者,也是“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体育教育理念的践行者。他数次到日本和欧美考察,这种感觉愈趋强烈。他感叹道:“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因此,他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甚至“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校园的每个角落。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虽然不过千余名,但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设施之精良在全国的学校中名列前茅。南开学校的优秀运动员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也不断涌现。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南开五虎到南敏排球队,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全国甚至远东比赛中威振一时的骁勇猛将。


北方话剧的摇篮


    提起南开:一是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二是名振全国的体育教育,三是北方话剧的摇篮。在抓好课堂知识教育的同时,张伯苓还注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搞好校园文化建设,给予学生健康的精神教育,话剧就是他倡导的艺术形式之一。1909年10月17日,校庆5周年时,张伯苓自编自导的三幕话剧《用非所学》,在南开校园首次公演,他兼演主要角色。以校长之尊竟与师生混同于娼优戏子,“外界观之惊骇不置,认为有失体统”,著名剧作家曹禺曾说:“张伯苓主张搞新剧很不容易。那时有人认为搞新剧是下流的,可张伯苓却认为新剧与教育有关。”
    1914年,张伯苓进一步组织师生新剧爱好者正式成立了南开新剧团,设编纂部、演作部、布景部、审定部等。他带着周恩来、曹禺等学生亲赴津郊编写剧本,与师生多次同台演出,在南开形成了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这才有了张彭春,有了曹禺,有了南开话剧,有了中国北方话剧。

    毅然留在大陆


    有人说,张伯苓一生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把私立改为国立。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拨30亿元作为西南联大三校的搬迁费,南开大学得到8亿元。但南开大学的校园破坏过于惨重,修复和重建需要大笔的资金,不得已,张伯苓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支持10年的建设费用。后来见到蒋介石有变南开大学私立为国立的意图,张伯苓又降低要求为10年内逐年递减十分之一。但为时已晚,蒋介石正式提出南开大学国立的要求。可以说,蒋介石出的这道选择题,对于张伯苓来讲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恢复南开大学是他的头等大事!但张伯苓仍坚信,教育必须私立。为此,他还天真地与蒋介石约定:10年后再恢复南开大学的私立性质。
    1948年5月,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下,张伯苓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极不情愿地出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7月返津时,经过再三考虑,他作出了一生最为艰难、最为痛苦的一个决定:辞去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10月17日,在南开学校建校44周年、张伯苓办学50周年的纪念日上,何廉就任校长。然而,教育事业是张伯苓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最爱,他终于还是割舍不下南开,短短的5个月后,他就以“体弱需静养”为由辞职,并且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的邀请,毅然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重庆的张伯苓非常想回到天津。1950年3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了北归的心情。在得到周恩来总理“允其北归”的批示后,5月4日,张伯苓和夫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和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于天津居所,享年75岁。弥留之际,他给南开学子留下遗嘱:“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专程到天津吊唁,送上花圈,上书:“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淡薄名利的一生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他执掌南开系列学校,身兼多个社会职务,但他只拿南开中学的一份工资。南开教授的薪金一涨再涨,最高已达月300元,但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教授们甚至有些学生已包起了人力车,但他却经常步行上班。在严氏家馆任教时,他住在天津西南角平民区的小宅院,而当他名望日盛、拒绝任职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时,他住的仍是那个简陋的小宅院;当他名满天下,已是南开学校的校长,以及多次拒绝天津市长等职时,他住的还是那座小宅院。一次,张学良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最后在一个胡同的小宅院里找到了张伯苓。事后,张学良感叹地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去世后,留给家人的全部财产只有6块7毛钱和一副茶色眼镜。
    淡薄名利,执着理想,忠诚事业,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伯苓留下了一位圣者的形象。他并没有留下一部教育宏著,但他的教育理想和思想却改造了中国教育;他并没有为中国拿回过一金、一银,但他的奥运之梦终于百年后成为现实;他并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但他留下了一所大学、两所中学和遍及全球的数万名南开学子!
    1986年,张伯苓铜像在南开大学落成后,他们夫妇二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的最后遗愿,他又重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哲人已逝,化为铜雕,而他魂萦南开,注目南开,佑福南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4月7日  总第2592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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